“小红楼”精神

韩晗[1]

2019年，我所供职的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与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共建“中国工业遗产大数据中心”，黄石工业遗产众多，近年来家乡政府颇为重视，取得了许多成就，我愿报效家乡，所以主动请缨主持中心筹建工作。这当然与我心中的“小红楼”情结有关。

再上溯九年，我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乡贤范国强、曹树莹两位伯父嘱托，筹建中国第一个区级作家协会——黄石市黄石港区作家协会，并担任副主席一职，承蒙前辈们器重，还兼任黄石港区政协常委一职。在政协兼职期间，我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建树，最大的遗憾，是我的提案没有保住“小红楼”——黄石实验高中两栋教学楼，但这个事件却在国内工业遗产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记得2016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张藜教授在参加我职称评审工作会时，还问我“那两栋（小红楼）楼还在吗？”毕竟这两栋小红楼是1950年苏联专家援建的建筑，属于黄石工业遗产建筑群之一，并且已经登记为重大文化遗存。如今化为乌有，实在可惜。

作为文化研究者，保护这两栋楼，当然是我本人的学术志向所在，但我个人也有一些“私心”，那两栋楼之于我而言，意义非常，因为我家住在黄石卫生局宿舍楼上，阳台所见“第一建筑”就是“小红楼”，而我在黄石实验高中求学三年，这两栋楼也成为了我求学道路上非常重要的地标。今日班主任万传学老师嘱我写一篇文章回忆高中时代，我想很多故事应该可以从“小红楼”说起。

二十年前的2000年，我从黄石十五中考入黄石实验高中，分配在高一（8）班，班主任是万传学老师。因为我小学因病休学多年，成绩一直赶不上来，我在班上成绩算是中等，但万老师与语文李敬东老师格外器重我，推举我担任了黄石实验高中学生会组织部长。

学生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办公室，就在“小红楼”左侧，与校领导的办公室“比邻而居”。我作为组织部长，时常值班，记得有一次，我和罗鹏、罗媛媛、冯亮等几位学生会干部一起陪同历史老师徐毓亮先生值夜班，当天大雪纷飞，校园一片银装素裹，“小红楼”在白茫茫之间显得格外庄重典雅。徐老师指着旁边的“小红楼”说，这原来是黄石教育局教研室和黄石二中办公楼，更早一点时曾是苏联专家在黄石最早科教兴学的地方。“那时黄石条件很差，但是仍在市中心兴建了两栋由苏联专家设计援建的二层建筑，这是黄石科学教育的起点，也希望是你们的起点。”

在那个可以围炉大谈梦想的青春岁月，十七八岁的我们，被徐老师的话所激励，一致表示，多年之后，一定要重回母校，在“小红楼”前再聚忆往。

2003年初，全国笼罩在“非典”疫情之下，学校接到市教育局与学联的要求，做好消毒防疫工作，我那时虽然高三，但仍愿意“站好最后一班岗”，主动要求带队消毒全校各教室楼层。说是消毒，但当时高中条件极其有限，无非用消毒液、兑水和白醋清扫地面，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咳嗽、低烧，去医院一检查：肺炎。

为我诊治的医生是我武大师妹周斯桐（现在美国罗格斯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母亲那美玲阿姨，也是我父母的同事。那阿姨一再嘱托：“实在不行就休学，复读一年也行”。经过“新冠疫情”的朋友都知道，疫情关头得了肺炎，是不得了的大事，但我不愿休学，因为不知道来年是否还有疫情，只要能坚持上课，就坚持上，而且一些学生工作，我也希望能做得更好。

记得有一天在“小红楼”里讨论我们班刘晶芸同学预备党员事宜，此事学生会组织部要协助校团委做好会议纪要，我和另一名学生干部李浩“坚守”了三四个小时，最后实在体力难支，咳嗽咳到眼花，出门时差点跌到台阶下，李浩兄一把扶住我，“你这怎么行？回家休息吧。”我摆了摆手，回头看了一眼“小红楼”与后面的高楼——我家的阳台，老师与父母的支持仿佛就在身后。

那年高考，我尽其所能，虽未能考出理想的成绩，但我决定，无论起点多低，我也要在十年内拿下博士学位，以此证明不比全班成绩最好的同学差。尽管见证了我青春记忆的“小红楼”已经消失不见，但激励黄石青年们的“小红楼”精神会一直存在。

“小红楼”要拆除时，黄石实验高中、二中新加坡校友会的一位老学长专门打电话给我：“我们愿意集资把小红楼的砖买下来，一人一块，然后在新加坡重建。”我为他们对母校的感情所深深感动，但同时也表示，这么多砖石，运往新加坡肯定不现实，而且新加坡土地紧张，规划严格，重建的可能性有多大？只要我们把‘小红楼’精神播撒到世界各地，我想这就足够了。